东京塔

20世纪60年代，三岁的我半夜被喝醉的爸爸踢门的巨大声响惊醒，他还用烤鸡肉串的棍打了妈妈。这是我、爸爸和妈妈在故乡小仓生活时一段短暂却被我视为幸福的回忆。后来爸爸离家出走，妈妈带着我回到筑丰的老家。妈妈一边在妹妹的小料理屋帮忙，一边养育我。她每天晚上都会爬起来搅拌酱菜的米糠，我吃着妈妈精心制作的米饭渐渐长大。昭和煤矿坑中的手推车成了我们游玩的道具，妈妈有时会和附近邻居玩纸牌打发时间，她那时似乎还交了男朋友，毕竟她还很年轻。学校放长假时，我会偷偷去爸爸住的地方，有一次爸爸帮我做船模型，不过当时还是未完成品。 20世纪70年代，筑丰的煤矿坑和小仓的制铁场烟囱不再冒烟，城市变得萧条。那时我上中学三年级，特别想离开这个地方，妈妈也想早点获得自由。当我考上大分的美术高中后，春天，我开始一个人过寄宿生活。妈妈到车站为我送行，她给我准备了一个包，里面有新内衣和便当盒，还暗藏了一封装着一万日元纸币的信。在火车上，吃着妈妈做的饭团和酱菜，15岁的我忍不住哭了起来。春天的东京像个吸尘器，不断把日本各地的年轻人吸纳过来，但那里看似通往梦想和未来的隧道尽头，积蓄的却是如同垃圾般的现实。 20世纪80年代，来到憧憬的东京成为美大生的我，想成为追求现代的年轻人，却每天过着浑浑噩噩、堕落的日子。我向每天操劳工作供我上学的妈妈坦白可能毕不了业，妈妈却坚强地说：“还有一年，妈会努力工作，你一定要好好读到毕业。”我为留级向妈妈撒娇，想办法让妈妈高兴以顺利毕业，可对以后的人生道路却毫无规划，也没就业的想法，不敢告诉妈妈，只好和爸爸商量。原本游手好闲的爸爸说出了“什么都不尝试看看，五年后也是完全一样不是吗？”这句最有影响力的话。 20世纪90年代，我一直没工作还欠了债，也找不到工作，不知道何时作为插画家兼专栏作家才能有饭吃。我从阿姨那儿得知妈妈得了癌症住院做手术，手术成功但妈妈还未痊愈，只能持续用药控制癌细胞。即便如此，妈妈还是留在萧条的乡下打算继续工作。为了躲开她，我去了东京。从15岁离开她，过了十五年，我和妈妈在东京的杂居大楼又开始二人生活。妈妈拿来世世代代继承的米糠，我像从前一样每天吃着妈妈煮的饭。不久，我的女友、朋友、同事等都为了吃妈妈亲手做的菜聚集到我家，自从来东京后我第一次觉得每天都幸福快乐。 2001年4月1日，樱花盛开的季节竟飘起了雪花。我和妈妈透过医院的玻璃窗，遥望着东京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