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岁月

非常岁月——邓小平在江西新建县的日子 这是风雨飘摇的1969年。“文革”已进行了三年多。 10月17日，森严的“林办”，林彪乘毛泽东外出之机，签署下了所谓的“一号命令”：借中苏边境局势紧张为名，全军处于一级战备状态，首都实行“战备疏散”。在这个命令下，将把一批 久经考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王震等在三天内分别遣散到河南、广东、江西等六个林彪死党控制的省份，阴谋进行各种政治迫害和肉体摧残，以达到排除异已、篡党夺权的目的。 当周恩来知道了林彪的“一号命令”后，异常气愤，他深知“一号命令”的真实用意。他一方面巧妙地将“一号命令”的真实用意告知正在外地的毛泽东，一方面，冒着风险，以合法的身份，开始紧张地给各地打电话，提醒他们要保护这一批老干部。 而当“一号命令”下达到中南海邓小平家中时，家中只有邓小平、卓琳和继母夏伯根。五个子女，下放的下放到边远山区，被迫害致残的长子邓朴方尚在医院。仓促中被撵出北京，真是风箫箫兮秋水寒，此去京城兮何日还！但，这一切并没引起他的惊恐。在历史中的某一特定时刻，一位能指挥百万雄师的统帅，可能不如一个狱卒更能掌握自己，已是屡见不鲜的了，他坦然一笑处之。此时，邓小平只对前来家中话别的中办主任汪东兴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以前主席说过，有事情找你，到江西后是不是还可以给你写信？当他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不安的心情得到了减轻，也就是说，即使去到千里之遥的江西，也能够保持和中央的联系，通过汪东兴，保留住了一条与毛泽东联系的渠道。 一个历史性的使命，就这样赋予了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这个小厂！曾经做过毛泽东警卫员的陈昌奉，深知安全的重要，他亲自对厂党总支书记兼革委会主任的罗朋布置任务：确保邓小平安全！不是百分之九十九，而是百分之百的安全。三十岁出头的宣传干事，普通军人黄文华，一夜间被选中作为邓小平的管理秘书，实质干的是“明保暗监”任务，从此，他将被迫担任一个并不光彩的角色。 10月22日清晨，邓小平、卓琳、夏伯根三人凄凉地离别中南海。三天后，邓小平住进了步校“将军楼”，从这天开始，邓小平开始了他近三年的监禁劳动生涯。这三年，是他思考的三年，为着未来顽强锻炼的三年，对革命信念更坚定的三年，也是他与世隔离饱尝孤独的三年，对人民了解越深爱之更深的三年。 住进将军楼，他们开始了衣食住的忙碌。 四五天后，邓小平、卓琳在黄文华的警卫下，由“将军楼”走出，来到了二里外的拖拉机修配厂。罗朋在向他们介绍着厂里的情况时，巧妙地传达出了厂里没有红卫兵造反派组织，老工人占多数，都是很本份的工人的信息。在这个年代，能有这么个小小的世外天地，令邓小平、卓琳大感意外，同时也放下了悬着的心。在修理车间，工人师傅们纷纷围了上来，那温暖信任的目光，融化着邓小平心中的寒冰，这对沙漠中的伴侣，仿佛走进了生命的绿洲。 为着安排邓小平劳动，车间主任陶端晋犯了难，开始安排他清洗零件，而卓琳则和程红杏、卢风秀等女工在电工班修理马达上的电线，也就是拆绕线圈。但约莫半个钟头，邓小平感到双腿麻木，蹲久了直不起身来，陶端晋深感内疚：我怎么没想到老人家不宜久蹲？于是，先是让小平干划线的技术活，后考虑到他的眼睛看图纸吃力，又商量让他干起了钳工，锉镙丝和锉拖拉机斗的挂钩。 于是，一架工作台安排在了车间的一角，既安静，干扰少，又便于安全保卫。面对着熟悉的工作台，邓小平心中一热：老伙计，又见面了，隔了四十多年啦！一个久违的记忆浮现在他眼前：在他16岁那年，从重庆的一所专科学校随92名中国学生一起乘船到法国勤工俭学。在雷诺汽车厂里，他就学会了这门手艺啊，没料到几十年后，竟然在江西的这个小厂中派上了用场。真可谓世事难料。 回到劳动中，置身于人民中，邓小平感到一种自我的回归。 每天上班的路，都要绕一个大弯，而且又是走在公路上，势必招引注意，不太安全，质朴的工人们为邓小平夫妇修了一条僻静又相对较近的小道。此后，邓小平、卓琳每天就行走在这条小道上，坚实的脚步踏平了这条小道，工人们妮称它为“邓小平小道”。小道后又被整平修复过，人民不希望这不幸的老人在这段路途中再有什么坎坷、不幸降临…… 原本与小女儿毛毛有过约定的，十二月毛毛回北京见父母，但因为这突如其来的“一号命令”，举家南迁，北京会面显然难成了。为了孩子回到身边，又开始了再申请、再联系。当毛毛背着乡亲们连夜为她煎的大饼、蒸的米糕，七天七夜赶到江西，走进将军楼的那一刻，左边一个，右边一个，父母们亲了起来，脸颊紧贴在一起，泪水也流在了一起。此刻，望着又哭又笑的母女俩，邓小平的眼角潮湿了。男儿有泪不轻弹，只缘未到情真处。父母的心，紧系着四散各处的儿女们，欢乐的小聚，有了笑声，更有着难言的苦涩、心酸…… 1969年悄然过去了，1970年静静走来。南方的冬天真冷，不似北方却也不亚于北方。那冷，是一种阴湿，是透骨寒心、无以缓解的冷。尽管如此，邓小平仍每天坚持用冷水擦澡，他还劝家人也试试。1月初，飞飞回来了。他是一路爬车回来的。 吃着姐姐送上来的苹果， 两个孩子，你一句我一句，什么都问，什么都说，听着孩子们议论着的局势，邓小平沉默了，但是，什么也没说，只是眉头紧锁。这种时候，他能说什么呢？只能为国家的前途命运深深的忧虑。 不久，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一月他们收到的工资共只有一百二十元，卓琳请黄文华问问怎么回事？经江西请示中办，答复说不是减工资，是改发生活费，其余的钱暂由中央办公厅代为保管，按“文革”以来处理的政治问题的贯例，这一定不只是个钱的问题，是不是政治问题变化的新的动向呢？ 邓小平警觉了，2月9日，他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权作试探。 此信送走，虽没有得到答复，却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政治变化。 为了适应新的经济状况，邓家开始了一系列的节约开支。同时着眼于“开源”。在飞飞的协同下，开荒种菜，饲养小鸡……节省到连碗馊了的菜汤也舍不得倒掉，这使亲眼目睹的程红杏心里发痛。 毛毛归来时，江西省革委会就曾示意要尽快回陕西劳动，邓小平心里很不愉快。如今，飞飞也回来了好一阵子了，转眼3月了，春耕在即，孩子们就要走了。飞飞走的那天，换回了原来的装束，重又系上了那条扎腰的草绳，那刻间，卓琳早已泪水涟涟。邓小平控制着伤感，送走了儿子，仍坚持去上班。但那天上午，他昏倒在了车间。人们慌了，程红杏冲了杯糖水，卓琳扶他喝下，陶端晋开来了拖拉机头，小心翼翼地将他送回将军楼。这次要走大路，二华里的路，足足开了二十多分钟，人们不愿这位老人这时候再受颠簸之苦。随后，毛毛也走了…… 黄文华一直有个心病：就是催促黄文华督促邓小平写劳动学习的心得体会。邓小平听了，不亢不卑地说，“毛主席有些著作还是我们集体讨论写成的。” 黄文华碰了一个软钉子。他当然无法体会，邓小平对把毛泽东著作割裂成一条条的语录，并要人们天天学是多么的愤慨，对那种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行为，邓小平是不能容忍的，更不会就范。 黄文华毕竟太幼稚，省革委会办公室主任程惠远催他抓邓小平学习，他总惦在心里，最后想了个招，隔三差五地送语录，每次两条，压在邓小平的饭桌上，让邓家连饭也吃不好。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工人们的另番情怀。为了邓小平的安全，预防不测，陶端晋他们在车间的左边修了一个小便池，一方面是为了不让他走太远的路，另一方面是防止造反派的纠缠。陶端晋每天上班都要提前20分钟到车间，下班时晚20分钟走，为的是把邓小平工作台的周围检查一遍——“万一有人安放炸弹，就先炸死我。”快下班时，工人张瑞龙便会主动给他送来半桶热水、肥皂，洗洗手，泡泡疲乏。邓小平还和技术员余克钧合作试制出了新工夹具。黄文华总跟着邓小平，连劳动时也不离，气氛很不好，罗朋他们便想法子，开展“学习活动”，请黄文华搜集学习材料，谈学习心得，尽可能地将他从邓小平的身边调走…… 监管着加起来超过二百岁的三个老人，由于各自身份的不同，压抑的气氛令黄文华感到沮丧，他鼓起勇气，与邓小平做了次交谈。邓小平严肃地告诉他：“我们下定了决心，在这里长期住下去。”这次谈话的结果是，黄文华表态：我决不会做对不起你们的事。 窃听器是没有装，那台随时向省革委会汇报邓小平一切情况的电话，也用得不多。 这里给了邓小平一种安全感。他不禁想起一同发落的刘少奇、陶涛、张闻天等人……此刻，他还不知道，他的好战友刘少奇在开封因重病得不到治疗，已在狱中含冤死去。每天，行走在那条小道上，他总思绪万千：百色起义，与毛泽覃等抵制王明、博古，上党战役、挺进大别山、淮海战役……他相信，事实总有一天会说话，毛泽东迟早会理解他，他会有为党和国家再挑重担的机会！ 1月起，他就主动提出，不再服用安眠药！ 每天清晨，他在开垦出的菜地施肥、浇水、除草……看着蔬菜在长，喜在心头。他心中的憧憬，也在晨风中摇荡……邓小平做好了长期斗争的打算，邓小平有着人民关爱着、支持着。 邓小平的清贫生活，也给工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长期的相处，濡沫与共，工人们和他感情上更接近了。 邓小平精心喂养的几只鸡，开始下蛋了。这几只鸡，仿佛通人性，一看到邓小平夫妇劳动回来，就咯咯咯跟上来，仰着脑袋，要主人喂食。邓小平自己动手做豆瓣酱，闲时，就自己一个人玩桥牌。 为了未来，邓小平默默在加强锻炼。除了劳动。邓小平还在院中散步，每天步行四十圈，约五千余步。他兴致勃勃地说：“先做第一个五年计划，改造五年，不行再加五年。”“估计我这条件坚持十年还是可以的。”说完，哈哈大笑起来，充满着乐观主义精神。当初，他夫妇曾也走出小院去散步过，但只有一次，被黄文华紧跟监视着，感觉太糟，于是再也不出小院了。围着小楼，邓小平一步一步、一圈一圈地走着，沉默而从容，边走，边在思索，构架着未来的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红色的沙土地上，清晰呈现出了又一条“邓小平小道。” 保密，是相对的，但不是绝对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第二号人物哪去了？造反组织，红卫兵组织一直在找，他们在北京找，在上海找，在全国找，最后终于知道了被“一号命令”赶到南昌来劳动了。终于有一天，南昌的工厂造反派组织，竟开着汽车冲进厂里来了……也就在这一年，面对着这一切，上上下下一个口径，坚决阻止住继续迫害！江西人民对这位曾经在江西这块土地上战斗过的邓小平，热爱、尊重，对他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关键时刻，多少无名的群众挺身而出，形成了一道铜墙铁壁，护卫着他的安全和命运。 心灵之窗敝开，善良与信任便占据了生活的核心。随着邓小平与工人关系的融洽，工人们开始向他请教一些问题，把他当成老师，诸如为什么叫“上海公报”而不叫“国家公报”？“元旦社论”和“元旦献辞”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对西哈努克如此热情？中朝关系为什么出现冷淡？怎样对待苏联在中国边境屯兵百万？普通的工人，与落难的伟人，无拘无束地谈论着国际大事，邓小平身处逆境，仍以天下为已任！ 盛暑到了，大女儿邓林告假成功，回到了江西的这个家！尽管假期很短，她尽可能地想多尽点孝心…… 这年9月13日，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了封信，对九届三中全会表了个态，请他转呈毛泽东和党中央。同时还另给汪东兴本人写了一封信，谈他在江西的情况，以及家人的事情。邓小平不厌其烦地这样做，是为了沟通，如果家中一旦有事发生，好找中央帮助解决。 汪东兴把前封信呈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了，批示给林彪、周恩来和康生阅。 秋天又来临了，农闲的时节到了。插队的毛毛和飞飞，又像侯鸟一样张开翅膀，回到了江西的家，过了新年，又是春节，二女儿邓楠带着张勤也回来了。 细说着邓楠、张勤在下放的黄山脚下，恋爱经过，邓小平十分高兴。在这种年月，有人敢爱他的女儿，这是对他的很大的安慰。 正当他们沉浸在节日的喜悦中时，在北京，一只罪恶的手又伸向了不幸的朴方。元旦一过，他们又动手了，突然把邓朴方从三0一医院弄出，丢进了清河社会救济院。 春节的喜气中，一家人正忙着送走探亲的邓楠夫妇，邓小平、卓琳也开始上班了，突然接到小姑的来信，顿时又悲又愁。邓小平毫不犹豫，当天便提笔给汪东兴写信。事已至此，他决定三个老人自己担负照顾残疾儿子的重担。 信是送走了，等来的答复却让他们失望了。江西的人让他以后不要再写信了。也就是以后有事不能再给汪东兴写信了。这是他们唯一的一条和中央联系的渠道啊，不让再写信，意味着什么？这是中央的意思，还是江西的意思？他们不知道，也没人可问。 儿子在北京受苦，父母在江西焦虑。上封信已送走，又不让再写信了，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无奈而不安地等待。 6月，北京终于决定把朴方送到江西。父子相见，相顾无言，伤心的目光，令人心碎。三个老人，开始了艰难的护理，厂里的好心工人们，为护理朴方，想了不少办法，毛毛也从陕北回来帮忙了，她努力想让家中能荡起点笑声…… 邓朴方最先察觉到“9·13”事件，他告诉了父亲，邓小平没说什么。“十一”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