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彦宜（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二级巡视员、影片党史顾问）

在党史研究的视野中，李子洲这个名字长期处于被遗忘的边缘。这位被毛泽东誉为“陕北共产党奠基人”的革命先驱，因过早牺牲而留下的史料极为稀缺，现存最完整的传记仅见于《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三卷中不足万字的记载。正因如此，电影《李子洲》的诞生，不仅填补了陕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影像叙事的重要空白，更让这位西北革命的播火者重新走进当代观众的视野。

作为中国共产党陕西组织的重要创建者和领导者，李子洲为中国共产党陕西组织的创建以及陕西地区早期武装斗争的开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为后来陕西乃至西北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锻炼了一大批优秀干部，积累了宝贵经验，留下了极为珍贵的革命遗产。

由青年导演、编剧朱秋玥执导的电影《李子洲》，以李子洲的革命事迹为基本素材，真实还原了李子洲受李大钊影响而接受马克思主义，参与“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等爱国活动，与魏野畴、刘天章、杨明轩等组织陕西旅京学生“共进社”并创办《共进》杂志，介绍魏野畴、屈武、耿炳光、潘自力、王子休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且将马克思主义设为他任校长的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简称“绥德四师”）的必修课，引导大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创建中共绥德四师特别支部，在榆林中学、延安中学等地以及陕北的国民党军队中发展党员、建立中共组织，领导成立陕北学生联合会和陕北国民会议促进会，在绥德义合镇、西川等地成立农民协会，组织陕北学生参加声援西安学生驱吴（赶走直系军阀吴新田）运动，开展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的故事。

影片还通过浓墨重彩地叙述李子洲派遣人员到井岳秀和杨虎城部队开展统一战线和兵运工作，主持召开中共陕西省第一次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以及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制定陕西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和进行土地革命的方针，参与策划和领导清涧起义、渭华起义、旬邑起义等陕西早期武装起义的故事，着重凸显了李子洲对陕西早期武装斗争作出的重要贡献。

从党史研究的角度深入剖析，影片《李子洲》具有以下五大核心看点：

看点一：李子洲开创了陕西军事统一战线工作的先河

李子洲十分关注陕北地方军阀井岳秀部队的动态。他领导李象九、谢子长、李瑞成、王有才、史唯然等数十名党团员，打入井岳秀部倾向革命的石谦旅开展兵运工作，还派遣李致煦、白明善、柳长青、冯景翼、马瑞生等人到宜川、清涧等地，进入该部队开展工作。北洋军阀刘镇华及其“镇嵩军”祸乱陕西期间，李子洲前往榆林与杜斌丞、王森然就配合全国革命、驱逐刘镇华出陕事宜进行商讨。李子洲认为，陕西各部武装均不具备驱刘实力，唯有暂驻榆林的杨虎城部可资利用，应重点做好井岳秀和杨虎城的工作。经过杜斌丞、李子洲、王森然等人的努力，井岳秀授予杨虎城‘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的名号，令其出师关中，李子洲在榆林城外设宴为杨虎城饯行。当杨虎城率部南下途经绥德时，李子洲组织学生出城迎接，并与杨虎城就形势发展和军事问题交流，推动了陕西军事统一战线的实践。

看点二：李子洲重视在有革命基础的军队中发展党员，建立中共组织

石谦倾向革命，李子洲先后派遣李象九和谢子长至石谦部任职。李子洲对谢子长说：“目前，该部只有你和李象九是共产党员，后续我会陆续增派人员。开展陕北兵运工作，要稳扎稳打，形成规模。”随后，共产党员史唯然、李瑞阳、阎揆要等被派往石谦部工作。在李子洲领导下，石谦部的中共党、团组织发展迅速，其中李象九营党团组织发展尤为突出，多数连队建立了党支部，部分连队班、排长皆由共产党员担任，战士中亦有相当数量的党、团员。这为后续清涧起义的发动奠定了基础。

看点三：李子洲培养了一批革命人才

李子洲十分重视革命人才的培养，先后派遣白明善、杜嗣尧到上海大学学习，乔国桢前往河南洛阳军官学校学习，马明方等人到杨虎城在陕西耀县创办的三民军官学校学习，刘志丹、张肇勤、郝常有、柳长青、杨国栋、霍世英等前往黄埔军校学习。刘志丹在陕北榆林中学求学期间，曾到绥德向李子洲请教学习方法。前往黄埔军校学习前，刘志丹专程到绥师向李子洲道别，李子洲鼓励刘志丹“开阔视野，增长军事知识，此乃必要之举。欲打倒井岳秀，仅靠学潮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拥有并掌控军队，学会训练与指挥军队”。西安解围后，国共合作创办中山学院，李子洲任副院长。学院下设军事政治班、农民运动班、妇女运动班、组党班、教育行政人员养成班和地方行政人员训练班。李子洲兼任具体教学工作，规定男女学员均需过军事生活，每日出操并接受军事训练。1928年4月1日中共陕东特委成立后，为加强渭华地区农民武装的骨干力量，根据李子洲的指示，华县、渭南选派了四十余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农民武装骨干分子，秘密前往洛南三要司许权中旅学习军事政治。李子洲对军事人才的培养，为后续西北革命发展储备了干部力量。

看点四：李子洲领导陕西革命步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新阶段

1926年12月，李子洲奉调到西安参加筹建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和改组国民党陕西省临时党部的工作。1927年2月，中共陕甘区执行委员会在西安成立，李子洲任执委委员，分管组织工作。在他和战友们的共同努力下，陕甘40多个县市成立了党团组织，农民运动轰轰烈烈。

1927年春夏，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先后叛变革命。李子洲作为中共陕甘区执行委员会的执委委员，分管组织工作，与其他领导人一起，组织西安人民讨蒋游行示威，并通过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向全国发出通电，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1927年6月，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在陕西展开“清党”行动，电令留守陕西的石敬亭逮捕李子洲等共产党人，李子洲被迫转入地下，继续坚持斗争。1927年7月上旬，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红埠街9号秘密成立。随着政治形势日益恶化，中共陕西省委委派李子洲前往武汉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7月19日，李子洲化装成商人秘密前往武汉。8月12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张太雷在武汉听取李子洲汇报后，向其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及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9月上旬，李子洲带着八七会议文件和中共中央的关于陕西工作的指示回到西安。1927年9月26日至28日，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在西安红埠街九号召开，李子洲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及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会议代表们一致“完全接受”中央指示，并通过了包括《军事运动决议案》在内的多个决议案。《军事运动决议案》特别强调了在西北地区培植革命军事基础的重要性，指出这是中国共产党当前的重要任务之一，尤其对于陕西地区具有特殊的意义。决定“今后应尽力地将党的基础树立到农村中去”，“今后军队中的工作应与农村一样的注意深入，健全军队中的支部，大量的吸收由农村中来的革命青年。”认为“有了大量的健全而充实的军支部，然后才能在军事行动上发生党的作用。”提出了“党到农村中去！”、“党到军队中去！”的口号。这标志着陕西地区的革命斗争步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新阶段。

 看点五：李子洲领导发动清涧起义、渭华起义、旬邑起义及“交农”围城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具有坚定理想信念的陕西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不畏强暴，在陕西和陕西边界地区燃起了土地革命的熊熊烈火。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随后在南京密令“清党”。在这一系列行动中，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杀害了中共早期领导人李大钊。李子洲等领导群众开会追悼李大钊并声讨帝国主义和新旧军阀血腥镇压革命的罪行。 7月以后，白色恐怖笼罩陕西，大批中共党员被捕入狱。井岳秀要求石谦交出李象九、谢子长等人，遭到拒绝。井岳秀决心除掉石谦。经过周密策划，井岳秀以庆贺自己五十岁生日为名，将石谦诱至榆林杀害。此举引起石谦部群情激愤，为起义创造了良机。主持军委工作的李子洲抓住时机，筹备成立了起义领导机关陕北军事委员会，由省委常委成员唐澍任书记，石谦旅中共军支书记白明善、营长李象九、连长谢子长等为委员。唐澍、李象九、白明善等贯彻省委决定，以“为石谦旅长报仇”为口号，于1927年10月12日正式发动武装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1928年1月，中共中央指示陕西省委组织工农暴动以消灭军阀战争。代理省委书记李子洲为省委起草了第26号通告，提出“助力农民开展武装暴动，进行游击战争。在士兵中扩大政治宣传，推动士兵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以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和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队成员为骨干组建的许权中旅是中共陕西省委掌控的重要武装力量。为发动渭华起义，李子洲派遣刘志丹、廉益民、唐澍、谢子长等人前往许权中旅开展工作，同时从地方抽调一批党团员充实该旅力量。1928年三四月间，陕军将领李虎城发动反对冯玉祥的战争，调许权中旅从商洛向东进发。在此紧急关头，李子洲和省委书记潘自力当机立断，指示许权中旅开赴华县高塘镇，与渭华地区的农民武装相配合，发动起义。1928年5月1日，渭南县崇凝镇举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张贴“实行耕者有其田”和“大家吃、大家干、大家的事大家办”等标语，处决两名恶差、抄没恶绅商号，成立了崇凝区苏维埃政府。5月10日，唐澍、刘志丹等人率许权中旅到达华县瓜坡镇宣布起义，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并直奔华县高塘镇，发动群众，消灭地主武装，成立基层苏维埃政权。为配合渭华起义，李子洲还策划领导了旬邑起义、麟游起义和三原等地的“交农”围城斗争。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和疯狂反攻下，起义和“交农”围城斗争先后失败，但在工农劳苦大众中播下了革命火种，培养了一批武装斗争的骨干，为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后来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9年2月2日，因叛徒出卖，李子洲被捕入狱。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假意“看望”，妄图劝降，李子洲不为所动。宋哲元询问其策划“暴动”的原因，李子洲回应道：“一是你们省政府门前的石狮子在吞噬老百姓的骨肉，二是你的惊堂木在为帝国主义服务。”由于在狱中遭受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李子洲于1929年6月18日病逝狱中。

影片《李子洲》在历史脉络把握与叙事节奏掌控上面临着巨大挑战，既要准确还原鲜为人知的党史细节，又要实现艺术表达的流畅统一。作为年轻导演，朱秋玥成功的在历史真实与艺术再现之间找到了平衡点，让这位长期被尘封的革命先驱形象跃然银幕。这部作品不仅是对李子洲个人的致敬，更是对西北革命源头的深刻追溯，为党史影像书写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范本。